区块链技术和理念在同案同判中的应用

会议发布《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系列丛书首批7套裁判规则成果,会议发布《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系列丛书首批7套裁判规则成果,区块链在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1、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一致的

“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专项研究首批成果发布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发布时间:2019-11-27
22:12:44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27日上午,“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首批成果发布研讨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会议发布《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系列丛书首批7套裁判规则成果,并围绕“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开展了专题研讨。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曹士兵作成果介绍时表示,从2018年8月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的统一部署,该所开展了“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专项研究。该研究以类案为研究对象,以案件焦点事实的相同或相似,以法律问题的相同为标准确定类案,借助现有大数据检索平台,构建类案专集,形成类案裁判大数据报告。从检索到的海量类案中,挑选出有参考、索引价值的例案,再按照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伦理效果的标准,从这些例案中提炼出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提供给法官、律师等使用者参考和评判。其成果形式体现为电子数据和出版物。
同时,为便利法官在办案中进行类案检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设计了一个类案同判检索系统——“中国应用法学数字化服务系统”,简称3C系统。该系统是一个提供一次检索就能完成、内容相对固定、具有参考价值的主动服务型小程序,服务法官办案,有助于法院节省司法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及下设专业委员会、法律出版社、科研院校以及“类案同判”专项研究团队的代表150余人参会。

(刘强)
27日上午,“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首批成果发布研讨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会议发布《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系列丛书首批7套裁判规则成果,并围绕“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开展了专题研讨。

第二,基于区块链的开放性,除司法审判机关可以利用同案同判区块链之外,当事人也可以自由访问。这不但有利于当事人获取案例资料,同时也便于当事人援引区块链中的同类案件信息,支撑己方的主张,将会是践行司法公开的重要一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司法机关是裁判主体,当事人在区块链只能访问而不能进行记录,唯此才能保证区块发布主体的专业审判资质。

2、当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改变”该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时,院庭长没有决定权,必须按程序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及下设专业委员会、法律出版社、科研院校以及“类案同判”专项研究团队的代表150余人参会。

区块链在同案同判中的应用并不同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寻求的是在集中化的数据库中实现案例学习、推理,尽可能实现同案同判;而区块链则可以实现每一个法官在审判过程中都能够对各种信息进行整理、记载,其他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可以溯源、查阅、验证,并且基于区块形成时间的先后性,任何人对同类案件形成的信息无法进行更改,从而实现遵循前例的效果。不过,尽管二者的原理和思路存在差异,但都是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所实现的技术应用,在实现同案同判中均能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律事通

同时,为便利法官在办案中进行类案检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设计了一个类案同判检索系统——“中国应用法学数字化服务系统”,简称3C系统。该系统是一个提供一次检索就能完成、内容相对固定、具有参考价值的主动服务型小程序,服务法官办案,有助于法院节省司法成本。

不过,客观来看,仍在发展初期的区块链技术和理念并不能完全实现同案同判,尚存在以下需要攻克的问题:首先,区块链需要电脑具备极高的性能和运算能力,随着区块链数据的增多,普通电脑会存在存储和读写上的负担,尤其在同案同判智能合约层面需要大批量读写数据,数据同步也需要高速网络,如果只有少数机构能够运行数据,则违背了去中心化的初衷,会产生新的寡头,因此区块链和大规模应用对各地法院的硬件设备投入提出了高的要求。其次,建立同案同判区块链,需要打破各级法院间普遍存在的信息壁垒,实现统一平台操作,其中技术难点和盲点仍然存在,由于其不可篡改性,同案同判智能合约一旦部署,极难修改,代码变更Bug修复一定程度上成为难题。最后,目前司法人员普遍尚未对区块链有足够的重视,缺乏密码学、信息学与法学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一部分司法人员尚不熟悉区块链技术的原理与运行机制,这对区块链技术和理念的应用也提出了极大挑战。

在《实施意见》中,最高法院使用了“应当”的用词,“应当……对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与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检索报告”。这意味着,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在最高法院看来是法官办案流程中的必备环节。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曹士兵作成果介绍时表示,从2018年8月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的统一部署,该所开展了“中国法院类案检索与裁判规则”专项研究。该研究以类案为研究对象,以案件焦点事实的相同或相似,以法律问题的相同为标准确定类案,借助现有大数据检索平台,构建类案专集,形成类案裁判大数据报告。从检索到的海量类案中,挑选出有参考、索引价值的例案,再按照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伦理效果的标准,从这些例案中提炼出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提供给法官、律师等使用者参考和评判。其成果形式体现为电子数据和出版物。

第一,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以往仅由权威机关发布裁判文书、指导案例的模式将发生转变。区块链强调众多主体的参与性,每一个法官都可以将自己的典型裁判案例转变为数据段和规则,再按照协议规范在区块链中记账发布,这一案例信息将自动为所有裁判者共享。实现这种去中心化,关键在于区块链发布的共识算法,只有各方对于同类案件“同判”时,才能够被记录进区块链账本中,如果有人未按照共识算法提供一致的裁判,则会被其他人拒绝。

这是因为,我国的案件受理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量。按照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和最高法院最新的审判执行工作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1458.6万件,结案888.7万件,结案率60.92%。与2016年上半年相比,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上升11.29%,其中新收案件上升14.86%,结案上升9.88%,未结案件上升13.54%。在这其中,新收刑事一审案件60.21万件,同比增加12.68%。新收民事一审案件596.35万件,同比增加11.64%。

区块链理念体现为一种信任机制,通过技术上的手段,能够实现各成员目标、行动规范一致,这与同案同判的要求不谋而合,在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方面有着广阔的适用前景。

因此,既然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应当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案机制而不具有决定性,那么在司法技术上,就应当对其精心设计,避免其向“决定性”倾滑,并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旨在从审判机制上极力避免本级生效裁判之间发生法律适用分歧,并及时解决本级生效裁判之间业已存在的法律适用分歧,从而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维护司法公信力。作为新兴的技术,区块链在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即同案同判方面有着广阔的适用前景。

这意味着,除了与该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一致的裁判结果可以由合议庭自主决定外,其他由办案法官所做出的与原有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不一的案件基本上均要寻求上级的支持与同意。这不仅会增加法官的工作量,拉长案件的审理周期,还会使法官得审判缺乏自主性,降低审判效率。

第四,基于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系统会对同案不同判的矛盾裁判产生排斥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中要求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依托办案平台、档案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智审等,对本院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和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司法实践中,基于人案压力,法官往往难以完成全部检索工作。而区块链完全可以实现自动检索功能,如果存在同类案件,区块链会直接向法官展示先前案例的法律适用结果,法官可以对其直接适用,不需也无法对其进行修改。同时,由于区块上的案例信息中存在时间戳,也便于法官溯源案例。

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应当是一种可选择、辅助性的法官办案机制,而不具有强制性与决定性。

当然,区块链在同案同判应用中也不意味着完全不能对先前案例进行修改,日前刚刚发布的《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相应业务部门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分别负责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的相关工作。当先前案例经过再审被推翻,或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法律适用分歧作出决定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可以在区块链中对错误或失效的案例进行删除、修改、完善,随后这一操作也能够被所有区块共享。

因此,如果强制性地适用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无视基层法院法官繁重的工作负担与不同类型案件在适用法律需求上的差异,强行要求每个案件都进行全面检索,制作检索报告,无疑会浪费法官、法官助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与精力,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法官对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的反感,最终抛弃法律检索这一本意极佳的案件辅助手段。

第三,基于区块链的自治性,法官在记录发布同案同判区块时,只要遵守智能合约发布,就被认为是规范可靠的。这样一方面能够极大降低法官的审判责任风险,使法官能够自由安全地使用数据,产生信任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法官在区块链中理论上处于匿名状态,从而使其能够真正遵从自己内心确信,有利于避免外在不当干预,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基于这种自治性,也能够鼓励法官积极记录案例信息,提升工作获得感。

1、当“形成”新的裁判尺度,即新创设一个裁判尺度时,院庭长具有决定权,而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则仅为“建议提交”。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简言之,它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以下特性:第一,去中心化。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在区块中存入信息,各个区块按照时间节点链接在一起成为区块链,且并不依靠第三方的管理机关和服务器设备,每一个节点均可操作验证、传递和管理信息。第二,开放性。区块链中所有节点均可访问信息,数据库高度公开透明。第三,自治性。区块链采用协商一致的规范和算法,所有节点均能够自由安全地交换数据,而不需要关注别人的行动。第四,不可篡改性。一方面,区块链中的信息通过密码学技术进行加密,一旦信息被保存,就无法修改。另一方面,传统集中化的数据库一旦遭受攻击便会产生严重后果,而只要不能掌控区块链数据节点的51%,理论上就无法操控修改数据,数据的安全性更有保障。

这无疑是对两审终审制的动摇,也是对当事人改变错误判决权利的侵害。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进入法院仅是为了寻求其相关权利在司法上的“确认”,而司法的其他诸如形塑、重构社会观念、治理社会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司法最终沦为一枚橡皮图章,也许这一说法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目前来看,区块链在电子存证领域适用较多,当事人在区块链上对权属证明、权益凭证、交易过程、侵权行为等进行存证、取证,以实现权利保护,这属于公有链。司法机关也可以建立私有链应用于法院司法审判的管理,例如电子卷宗、电子档案、裁判文书生成与存档。基于区块链技术,办案过程中重要的操作记录、数据、文件、档案能够保证真实可靠。区块链主要基于五层技术架构: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智能合约层、应用层,这意味着在建设同案同判区块链中也面临类似的技术要求。结合区块链的理念和特性,笔者认为同案同判的区块链平台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构建:

反过来,原本或许会有异议的裁判结果变为一致的裁判尺度后进一步加深了之后类似案件法官想要改变该裁判尺度的难度,形成了裁判尺度的“马太效应”,新的裁判尺度越来越不易形成与改变。

区块链理念体现为一种信任机制,通过技术上的手段,能够实现各成员目标、行动规范一致,这与同案同判的要求不谋而合,要想实现这一理想愿景,一方面要加强对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学习和贯彻,加大软硬件的资金投入,建设区块链同案同判业务和区块链本身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在智能合约层统一裁判标准,并在类案推送的合约模块打造上及时出台技术、管理、数据、安全使用等方面的标准、指南和法规。同时,在人才培养方面,既要关注目前审判人才的素质提升,更加重要的是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应当开设司法与科技融合相关的专业课程,为未来智慧司法储备人才。

因此,作为辅助性的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只能对法官的判案起参考作用,而不能直接决定案件判决结果。

显然,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规范法官在判案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尽可能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接下来进一步推进司法案例制度改革的工作打下铺垫,做好准备。这同时也意味着,数年前在律师界广泛受到重视的法律检索技能开始向司法机关延展开来,这确实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在适用范围上,可以选择最高人民法院以及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做大范围案件检索的硬性要求,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以及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形成的案件判决尺度会对下级法院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法院本身一个重要作用即是形成较为合理与完善的法律适用尺度。

因此,如果对案件类型不加区分,强制性地要求所有案件均要进行全面检索,制作检索报告,无疑会在审判法官业已十分繁重的工作负担上再压上一根不算轻的稻草。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美国最高法院许多案件的判决结果也昭示,在当时看来或许不可理喻的异议意见,在未来却显现出人类的高尚之光,而当时显得极为“政治正确”的多数意见却最终被抛掷于历史的臭水沟之中,这在美国一系列有关黑人平权法案的判决中尤为明显。

3、当发现该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存在重大差异的,院庭长、专业法官会议均无决定权,须层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很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法官为了避免增加不必要的麻烦与负担,即使觉得正在办理案件的裁判结果与原有的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会产生不一致,但为了避免案件被提交到专业法官会议与审判委员会讨论,拉长诉讼期限,制造上会麻烦,会违心地做出与原有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一致的判决。毕竟以一致的裁判尺度来裁判案件不会存在任何的风险与麻烦。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固然对于司法实践的重塑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但是如何保证法官在司法办案过程中能够真正使用法律检索方法,使法律检索成为法官的帮手而不是负担,让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真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益而不是束之高阁的具文,笔者以为,需要在厘清以下两个问题的同时出台更为具体的操作细节文件。

在基层法院,其主要功能是化解纠纷,因此基层法院的案件受理量虽然相当庞大,但是绝大多数案件在法律适用上是十分明确并无太大争议的,案件的审理难度主要体现在对双方证据的调查核实、与当事人的有效沟通、对案件争议事实的厘清上,法官对于法律适用并无太大的障碍与困惑。很多法官的困恼主要集中于如何通过证据还原法律事实,如何让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实现案结事了。

1、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一致的,经合议庭评议后即可制作、签署裁判文书;

与此同时,在法官员额制改革的作用下,全国法官的数量由21万名法官下降为12万名员额法官,这意味着在案件数量不断增大,法官人数却不断下降的当下,中国12万名员额法官人均受理案件121.4件,人均审结案件74件,这就意味着法官平均办案数量、办案效率已提升至2008年的近3倍。考虑到民事法官更大的案件数量以及在整个法官队伍中的所占比例,中国民事法官的人均受理案件数将更为庞大。另有法官统计了以判决结案案件所需的耗费时长,一般来说,简易程序需要耗费13个小时,而普通程序则需耗费约20.75小时。许多都会区法院审判人员平均每年要工作300天以上,而一年的工作日也才200多天。

然而,最高法院的规定却让笔者甚为担忧,《实施意见》指出,一旦拟作出的裁判结果与该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不一致,将产生较为复杂的结果。具体来说可分为三种:

此外,案件类型的不同也决定了法律适用上的难易程度不同。例如建筑工程、医疗纠纷案件往往涉及鉴定问题,有些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看似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实则属于恶意诉讼。真正在法律适用上有转圜空间的,应属由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类型案件以及长期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争议的类型案件以及具有地方性法律适用特色的类型案件。这些类案件或者由于刚刚出现,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模糊灰色地带,或者在立法上亦不明确,存有争议,或者由于地方上法律适用的特殊原因,与别地殊为不同,因此需要通过对类案的对比、检索确定准确的法律适用。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法律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今天,通过类案的自动推送可以有效减轻中国法官在法律检索上的压力与负担。然而遗憾的是,法律人工智能在当下的中国尚属“水深坑多”,许多机制挂着法律人工智能的羊头,却卖着与以前并无二致的旧酒,真可谓是“有多少人工,才能有多少智能”,许多真正核心环节仍需要法官的人工操作,欲要实现真正的法律人工智能仍有一段漫长的征程需要前行。此外,中国许多地方的法院受制于有限的财政资源,尚无法达到如同上海、江苏、浙江法院般发达的智慧法院程度与水平,其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更多地需要依赖法官的手动人工检索。

2017年8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将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设置成为一种法官办案过程中的强制性活动——《实施意见》指出:

4、如发现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层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依托办案平台、档案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智审等,对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与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检索报告,并分情形作出处理:

二、是必须强制适用抑或是可以选择适用的?

2、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形成新的裁判尺度的,由院庭长决定或建议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

然而笔者以为,如果不对案件类型以及难易程度加以区分,“一刀切”地对所有案件均进行全面检索及制作检索报告,似有不妥。

一、性质是辅助性的还是决定性的?

如果说过去的法官可以根据审判经验与法学知识以自己的内心确认审理案件,那么现在的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固然可以通过对类似案件判决的检索、比对和推演,为法官判决提供思路与参考,并加强其内心确定。但这是否会导致法官在判决类似案件时出现“千篇一律”的现象?当法官在发现类似案件的判决思路甚至判决书可以直接套用甚至搬用时,我们是否正在无意识中培植一批“懒法官”?

毫无疑问,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应当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案工具,并不能因为检索报告中的一千个案件都是A结果,就当然地抹杀了法官判决B结果的可能。如果检索报告具有决定案件结果的作用,无疑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侵蚀,也是对法官智慧及社会发展趋势的蔑视。

3、对拟作出的裁判结果将改变本院同类生效案件裁判尺度的,应当按程序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讨论;

而对于基层法院,则不必每案必检,可以由法官自行斟酌法律检索的必要性。在具体情形的处理上,是否与裁判尺度不同的判决结果必须上移至专业法官会议及审判委员会讨论,还需要下一步更为精细化操作意见的明确与区分,以避免法官为避免麻烦强行统一裁判尺度情形的出现。

试想,如果我们可以根据之前一百个甚至一千个案件的判决结果直接决定当前手头上案件的裁判结果,那么很有可能未来中国会只剩下一个法院甚至没有法院,因为当事人在进入法院之前就会根据之前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预测自己案件的未来走向从而决定自己是否参与到诉讼中来。或者当事人在进入一审程序获得法院判决结果之后就到此为止,也不选择上诉。因为即使上诉,二审法院也会根据之前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做出与一审法院相同的判决。